張振宇：科爾沁文化的守望者通遼
翻開張振宇的相冊，重溫舊日時光。一張張泛黃的老照片里，他年輕的臉俊朗而生動，承載著半個世紀的記憶，靜靜訴說著相冊主人的精彩藝術人生。聽張振宇先生回顧他的舞臺表演、導演生涯，也是重走一回通遼市戲劇、電視藝術發展之路。
那個年代，新中國成立前后，百廢待興。人們的物質生活匱乏，娛樂項目單一，舞臺劇很受歡迎。
那個年代，真正的“大明星”最講“德藝雙馨”，強調“又紅又專”，“紅”不止要求政治思想上進步，也包括高尚的道德品質。
那個年代，人們的觀念又很守舊，演員職業有時得不到應有的尊重。常有人說，“誰好人上臺演戲去？”
那個年代，劇場、戲院很多，觀眾不分老幼。愛看戲的小孩幾乎都是“逃票客”，張振宇就是其中一個。
張振宇演過戲、寫過戲、導過戲。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作為演員，他經歷了最艱難的歲月，仍執著于衷愛的演藝事業，參演了大量話劇、歌劇、歌舞劇，收獲了掌聲，也吃盡苦頭。八九十代，他成為通遼市第一代電視導演，執導了我市第一部電視劇，導演拍攝了大量電視音樂藝術片、小品，策劃導演了多場大型文藝晚會，是當之無愧的通遼電視藝術領軍人物。
“只有小演員，沒有小角色”
1941年，張振宇出生在吉林省松原市。那時，東北抗日戰爭正處于最艱苦時期，兵荒馬亂，百姓生活顛沛流離。他3歲時，迫于生計，父親離家去了天津，從此失聯多年，6歲時，爺爺去世，留下他和媽媽、奶奶相依為命，靠媽媽給別人洗衣服、種地、打草繩為生。張振宇說，他的童年很孤單，“有爹有媽，卻沒有家……”幸好，有那些精彩的評書故事、京劇、電影陪伴，才讓生活有了色彩。
上學后，出眾的外表加上愛唱愛演，張振宇很快成為文藝積極分子。《西拉木倫河畔》《標兵贊歌》《苦菜花》等小話劇里的很多角色，他都演過。班級里沒有女生，他還男扮女妝演唱過《柱他爹一宿沒回家》。在除四害的小歌劇中，他扮演“蒼蠅”，大家夸他演得好，都說“你以后一定能當演員！”
1960年，正在保康鎮讀高二的張振宇，被抽調進科左中旗文化隊，參加全市群眾文藝匯演。因在群口快板《歌唱公社八大員》中的出色表演獲獎，張振宇作為唯一的學生，被哲里木盟歌舞團吸收為演員。
19歲那年，張振宇在話劇《比翼齊飛》中，第一次出演男主角。那時的他還沒有結婚，把大男子主義的丈夫演得拙手笨腳。幾場演出下來，他深刻領悟到，“脫離了生活的表演，只能停留在簡單的模仿上。”在歌劇《三月三》中，張振宇飾演反面角色白匪刁連長，作為B角出演的他，意外地“紅”了。可誰又知道，為了演好劃拳那場戲，平時煙酒不沾的他，工作之余找感覺，幾口酒下肚，就酩酊大醉了……
當愛好成為工作，面對更多人的期待，近距離被注視時，張振宇漸漸明白，“演員只是一種職業，要找好自己的位置，具備‘藝術良心’和深厚的生活素養，有觀眾才有演員的舞臺。”
《陳嘉庚》中的朱德，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》中的雷鋒，《迎春花》中的江水山，《白毛女》中的黃世仁，《紅巖》中的徐鵬飛，不管是正面還是反面角色，張振宇都演得形象投入。“只有小演員，沒有小角色。登上舞臺，演員就是角色那個人，一定要讓觀眾滿意。”正是心懷對演員職業的敬畏，張振宇塑造出一個又一個豐滿、個性的角色。“對于演員來說，最幸福的時刻，莫過于真切感受到臺下觀眾的氣息。掌聲、笑聲，或是眼淚，都是對演員最大的肯定。”
當年，演員并沒有人們想像中光鮮，收入不高，工作辛苦。一年下來，至少走鄉串戶演上六七十場。生產隊的土炕、農戶家的馬棚、火車的車廂都是舞臺。下鄉演出時，單位的車主要是用來拉道具的，尤其像張振宇這樣身強力壯的小伙子，只有走路的份兒，經常要步行幾小時，才能到達下一個演出地點。數九寒天，趕上室外演出，為了御寒，他們只得把棉襖、棉褲套在單薄的戲服里。演員們臉上掛著“凍僵的妝”，“窩窩囊囊”地演了一場又一場，就算這樣，觀眾仍然叫好連連，掌聲不斷。“那種幸福，只有站在臺上的演員才能體會，無論有多少困難，都不值得一提……”
做科爾沁人自己的導演
1970年，張振宇進入哲里木盟毛澤東思想駐扎魯特旗宣傳隊，市里臨時下達任務，讓他策劃導演“一打三反”現場會。籌備工作中，他一次又一次向上級匯報，力排眾議，申請恢復扎旗烏蘭牧騎隊長王璇的工作。也是在他的堅持下，隊員們得以及時歸隊，回到了魂牽夢縈的舞臺。節目中，他們大膽創新，用蒙漢雙語表演《打不盡豺狼 決不下戰場》，用蒙語演唱了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憑借烏蘭牧騎特有的親和力，將文化宣傳送到了少數民族觀眾身邊，現場會大獲成功。
張振宇的表演和創作幾乎是同步的。早期曾用電影名創作了《給志愿軍未婚夫的一封信》詩詞聯句，小歌劇《中秋之夜》，說唱《王老漢賣報》及大量快板作品。張振宇是漢族，在扎旗工作期間，任扎旗烏蘭牧騎副隊長，他與牧民們一起剪羊毛、鏟地、修農具，幫他們理發，修理電器。他堅持學習蒙語，盡量用民族語言與當地人交流。烏蘭牧騎既是流動的“圖書館”，也是宣傳工作隊、文藝輔導隊、生活服務隊。“工作在民族地區，就要服務于少數民族群眾，這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。”美麗的藍天草地，勤勞樸實的人民，真實的生活體驗，帶給張振宇無限的創作靈感。
他創作的歌舞劇《烏蘭哈達》，好來寶《草原雄鷹》很快搬上舞臺，演員們穿上蒙古袍，揮起了安代手絹。這在那個特殊的時期，是很“出格”的事，但他堅持“只有穿上民族服裝才最真實！”展現農牧民風貌，弘揚科爾沁民族文化，也就此成為了張振宇的工作主線。
1978年，哲里木盟話劇團成立，張振宇任副團長。1980年，他考入上海戲劇學院首屆話劇導演專修班，接觸到國外戲劇理論和作品的同時，也有了向謝晉、秦怡、李默然等藝術家，葉露茜老師學習的機會，張振宇的專業能力突飛猛進。扎實的理論基礎，融入豐富的實踐經驗，他導演的畢業實習劇《紅鼻子》和《危險的旅行》，以及之后的作品歌劇《塔林圖婭》、大型好來寶《草原新春戰旱魔》，得到上海戲劇學院老師同學的一致認可。
1985年9月，哲里木盟話劇團撤消。時任團長的張振宇遺憾地表示，“話劇是沒有欣賞門檻、離觀眾最近的舞臺藝術，具有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。只要觀眾有需求，就會有市場，我相信，20年后，人們還會走進劇場看戲……”
1985年10月，張振宇調入哲里木電視臺。不久后，他策劃導演了電視短劇《正點關門》《告狀》，這也是由科爾沁人獨立完成的電視處女作。次年，他導演的電視音樂藝術片《無名花的歌》和電視小品四則，獲“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大慶展播”二等獎。其中電視小品《借》，獲全國城市臺精神文明“金牛獎”二等獎，《意外收獲》《車票》在中央電視臺一套播出。
1987年，由張振宇執導的，哲盟第一部反映草原生活的電視劇《拉駱駝的姑娘》，在中央電視臺播出，引起業界轟動。1993年，他導演的電視連續劇《馬背觀音》在中央電視臺播出期間，《人民日報》等12家媒體刊發消息，國家計生委聯合各級計生部門召開了觀摩座談會。專家評論說，“導演很勇敢，選取了拍攝難度大、政策性強的計劃生育題材，敢于啟用本地非職業演員，自編、自導、自籌資金，哲盟人的精神難能可貴。”該片榮獲“全國無煙影片獎”“華北五省區舞龍獎”以及“中國人口文化獎”。
那之后，反映草原稅官為國聚財的電視劇《雪野追蹤》，以“中國警界十杰”格日樂為原形的電視連續劇《林海神鷹》、電視劇《古柳》、《馬背觀音》續集、《茫汗卓拉》等電視劇作品或文學劇本，讓張振宇收獲了無數鮮花和掌聲。
八九十年代，張振宇策劃導演了多臺大型文藝晚會。為了錯開影劇院的排片時間，經常要通宵排練，甚至曾經三天三夜無眠無休。“跟著張導干活，啥苦都得受，啥飯都得吃，啥地方都得睡”，演員們了解張振宇的脾氣，也由衷欽佩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敬業精神。
2001年，張振宇退休了，心卻還在舞臺上，受邀導演了話劇《新柜中緣》，烏力格爾劇《人民公仆牛玉儒》和大型情景歌舞報告劇《光明天使》。年逾古稀的他表示，“只要觀眾需要我，有合適的題材，我還會繼續工作……”
“科爾沁文化藝術要守住民族的根”
說起艱苦的經歷，張振宇寥寥數語帶過。提到成績，他說，“文藝工作者沒人能唱獨角戲”。說到遺憾，他表情凝重——
2015年，抗戰勝利七十周年，全國70部電視抗戰劇循環播出。因為這事，張振宇掉過眼淚。他導演的抗日話劇《三駿馬》，當年盡管頗受關注且獲獎，卻由于諸多原因，僅在1983年演過一場。“曾震驚中日朝野，八仙筒蒙漢人民團結抗日的故事，有史實，有劇本，卻沒能再把它搬上舞臺和熒屏，一直是我的遺憾。”他又重新提筆，用半年時間完成了《三駿馬》30多年后的第五稿劇本……
張振宇熱愛影視藝術，但更衷情于舞臺劇。“舞臺劇是演員的享受藝術，演員與觀眾同時間、同空間存在，表演與欣賞相互依賴、同步進行，更考驗演員的表演功力，能時時與觀眾互動，產生共鳴。藝術人才需要培養，舞臺劇觀眾也需要培養……”文化產業除了創造物質財富，在某種程度上更肩負著精神引領的作用。科爾沁文化獨樹一幟，有著旺盛的生命力，有傳承，才有發展，通遼市是自治區，乃至全國蒙古族最集中的地區，有相當的民族人口基數優勢，具備得天獨厚的觀眾基礎。“通遼市正在打造文化旅游城市，如果我們有自己的劇場和演員，能給來到通遼的旅客們，奉上獨具科爾沁特色的舞臺劇目，是對城市形象最好的推廣和宣傳。”張振宇說，“任何一種文化藝術的成功，都不能脫離它的本土特質。作為科爾沁土地上的導演，就要守住自己的根，守住科爾沁豐富的文化資源，創作有自己靈魂的作品……”
張振宇小傳：1941年出生，漢族。國家二級導演，中國戲劇、影視家協會會員，現為通遼市戲劇、影視家協會名譽主席，傳略收進《中國文藝家傳集》《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》等。
（資料圖片由張振宇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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